学术文苑丨武玮：浅谈汉代画像中的鼎（上）
浅谈汉代画像中的鼎
武玮
在新石器时代作为炊食器的陶鼎就已出现。铜鼎是在继承陶鼎形制和功能基础上，随着铜器冶铸技术发展而出现。文献记载最早的铜鼎出现于夏代初期或黄帝时代，从诞生之日起，便在青铜时代占据青铜礼器的核心地位。铜鼎的形制与造型不断变化，但始终作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礼器。自东周时期，随着旧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 用于“明尊卑、别上下”的周代用鼎制度遭到破坏。
秦汉以降，特别是西汉中晚期以后，作为庙堂和祭祀用器的铜鼎虽仍在使用，但已趋于衰落，表现出更多的日用化趋势，然而鼎作为身份权力的标志与国家政权的象征仍影响着整个两汉社会。目前在各地出土的汉画中也可见到不少关于鼎的图像，它与其他图像结合共同表达着丰富的社会与思想内涵。基于此，本文试对汉画中的鼎做一梳理归纳，希冀对研究汉代的社会文化、丧葬习俗、思想信仰等有所裨益。
汉代，鼎作为礼器仍然被用在祭祀、庙堂、丧葬等礼仪活动中。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载漆（陶）鼎制仍沿用了先秦的上卿之礼。从记录看，其用鼎制度虽与前代接近，但也有出入。如盛白羹的“大牢七鼎”中，出现了“鹿肉鲍鱼笋白羹”之类的异味，与礼制规定的七羹之制不合[1]。据《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东汉皇帝死后行“大葬”礼时，太常要实行“太牢奠”，这仍是沿用了西周以来的用鼎制度。皇帝死后的随葬明器有“瓦鼎十二”，即用正鼎九和陪鼎三，也是用太牢旧制。但鼎的质地由铜变为陶[2]。考古资料也表明，两汉早期在诸侯王及列侯墓中仍随葬铜鼎，但列鼎的组合与数目已不再严格遵循周代用鼎制度。西汉中期以后，大中型墓葬中随葬铜鼎数目更是随意，像武帝时期山东长清双乳山1号墓内随葬完整的9件列鼎则非常少见[3]。而在一般的中小型墓葬中少见或没有铜鼎陪葬。至东汉，鼎的衰落态势更为明显，铜鼎极少陪葬，陶鼎也大多为等级相对较高墓葬的陪葬品。
祭祀墓主的用鼎组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也有表现。图中的鼎与壶、耳杯等祭祀器物置于案上，画面上鼎为扁圆球腹，双附耳，瘦长的三蹄形足，圜形盖。鼎素面无纹，已不见商周时期繁芜神秘的装饰花纹[4]。（图一）这一特点也与同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的铜鼎特点相同，鼎作为贵族阶层仍在使用的祭祀礼器，在形制上更加重视实用性，铜器铭文上多为年份、用途、重量、容量、批次、建造者及制造者等内容。
图一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鼎
西汉中期以后用鼎逐渐走向衰落，作为丧葬、庙堂祭祀之用的鼎图像在各地汉画中已经很少见到。在四川东汉时期汉画像石棺上的图像中出现有鼎放置于西王母前，学者认为鼎是作为供奉西王母的器具[5]。西王母为两汉时期流行的神仙形象，为社会各阶层崇拜。《汉书》等文献多次记载民众大规模“祠西王母”以求富贵长生升仙的活动，“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作为汉代仍在使用的庙堂祭祀的礼器，鼎是可以作为祠祀西王母的礼器。不过笔者认为这幅鼎与西王母的图像更与汉代神仙信仰有关，在本文后面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另外，由鼎的礼仪功能进而延伸至国家政权的象征在两汉流行。鼎不再出现在礼仪器具组合中，而是进入“泗水捞鼎”和“神鼎”的故事语境中，成为汉王朝王权神化的物象符号。
“泗水捞鼎”是汉画中流传甚广的题材，已知今山东、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均有发现。目前学者对“泗水捞鼎”画像研究比较深入[6]。最早收录“泗水捞鼎”文献者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里的周鼎当为王权象征——九鼎。九鼎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见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九鼎的解释：
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故九鼎作为传国重器，“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墨子·耕柱》：“九鼎既成，迁于三国”。《逸周书》讲武王伐纣之后说，“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史记•张仪列传》也有“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之说。鼎喻王权，惟有德者居之。秦代周后，九鼎的下落不明。《史记·封禅书》一说秦灭周后，周之九鼎入秦；一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不过汉朝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大力宣扬秦失鼎于泗水的版本。我们在“泗水捞鼎”图像中也可以看到对《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秦始皇过彭城捞鼎这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所做的进一步重构。根据图像，曾经遗失在泗水的周鼎重被发现，秦始皇派人打捞，就在周鼎浮出水面即将打捞上来时，从水中或鼎中跃出一龙，咬断绳索使鼎再次沉入水中，捞鼎以失败告终。这个明显神化的故事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仍记载。多数的“泗水捞鼎”图像截取了众人合力打捞铜鼎出水时，一龙（或其他神兽）跃出咬断绳索，使鼎再次沉入泗水的情节画面。（图二、图三）神龙咬断绳索，是以龙喻指汉高祖刘邦及汉朝，刘氏王朝秉承天命，截断秦始皇对象征国家权力周鼎的拥有，宣扬汉代王权正统的合法地位。而暴秦无道，终失王权于泗水。这也正是汉代“泗水捞鼎”故事所积极宣扬的政治内涵。
图二 河南南阳新野樊集画像石泗水捞鼎图，河南博物院藏
图三 江苏徐州大庙晋汉画像石墓泗水捞鼎图（采自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大庙晋汉画像石墓》，《文物》2003年第4期。）
“泗水捞鼎”终以秦失国之重器而结束。九鼎最后虽不知所踪，但汉代统治者始终将古鼎的出现作为祥瑞。汉武帝时汾阴出古鼎，当时虽有九鼎、黄帝铸鼎、汉鼎不同的解释，但不妨碍武帝将鼎的出现作为汉王朝接受天命的征兆，于是武帝荐鼎于宗庙，并改元“元鼎”。东汉时更多古鼎的出现都被认为是王者贤明的征兆，随着谶纬学说的流行，鼎的出现与王者贤明及盛世清明进一步联系。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的征兆图像中就有“神鼎”，并有“神鼎，囗炊自孰，五（味）自囗”的榜题[7]。正如刘宋孙柔之《瑞应图》中对“神鼎”的解释：“质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如果说在“泗水捞鼎” 的故事中，鼎仅是王权的象征，与捞鼎人、观者、桥、龙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叙事情节。到了“神鼎”阶段，鼎则被赋予神奇的超自然特质和更加明确的政治涵义，鼎不需要借助于“泗水捞鼎”的故事语境，而是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汉代乃至后世统治者推崇的符瑞图像。
图四 四川泸州四号石棺的鼎图像（采自高文《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
图五 四川泸州市麻柳湾崖墓石棺的鼎图像（采自高文《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
从汉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化。在东汉中晚期后出现不少鼎图像，特别是在四川地区，很难看到早期完整的泗水捞鼎故事场面。图像中以鼎居中，鼎的双附耳各穿有绳索，两侧有人或瑞兽如龙、凤鸟、虎等口衔绳索将鼎升出。（图四、图五）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的那样，图像中的龙不再是噬咬绳索使鼎隐没的破坏者，而是成为升鼎或出鼎的协助者。与“泗水捞鼎”的故事结局完全不同，这里应该表现“王者兴，神鼎出”的画面，太平盛世下，遂有瑞兽升神鼎而出，以应吉瑞征兆。“神鼎出”表达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祈祷与向往，也是生者希冀死者所在的世界仍是一个像现实盛世一样的美好世界。
注释：
[1] 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文物》1972年第9期。
[2] 俞伟超：《秦汉青铜器概论》，《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3]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青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4]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5]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6]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398—439页，中华书局，2011年；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197页，巴蜀书社，2002年；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62 页，文物出版社. 2001年；巫鸿：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108—112 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6；武利华：《汉画‘泗水升鼎图’考评》，孙厚兴、郭海林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2004年 等。
[7] 巫鸿：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108—112 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