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释读丨方清刚: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
方清刚
《讲经图》是鲁迅先生收藏的一幅南阳汉画,一直以来,没有确定的名称,笔者在《鲁迅藏汉画珍赏》一书中,根据画面内容,名之为《讲经图》。从南阳汉画《讲经图》,可以一窥南阳汉时读书兴教之盛。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释读
《讲经图》 136.3cm×34.4cm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拓注:“南阳城南二十里玉皇庙下庙桥上,共三种。”见《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图版第101;《鲁迅藏汉画珍赏》第102页。“讲经图”为笔者所命名,《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书中原名《人物》。图片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鲁迅藏汉画珍赏》标注此拓尺寸为136.3cm×34.4cm。
画面由三部分组成。中间偏左为儒师正襟危坐抚几授经。右边四人,坐于凳上捧版诵经。最左儒师头上,为两份束脩或羔雁。
束脩为生徒敬献业师的酬劳。脩指腊肉,一束脩指十条干肉。羔雁指小羊和鹅鸭,古时用为卿、大夫的贽礼,也用作征召、婚聘、晋谒的礼物。此汉画儒师头顶左边,显为宰杀好的鹅鸭。
读经的生徒,手中捧持的木版宽宽大大,非笏非谒,非简非牍,应是教材或读书笔记之类。老师把教学内容讲解一过,学生要反复读诵,与今日教学模式近似。
值得注意的是,儒师与束脩在画面上呈竖式,儒师造型远大于生徒;而四名读经学子呈横式。这表明汉代设计此汉画的艺术家处理画面时十分灵活,并不拘泥于石材视觉效果。四名生徒明显是坐在凳上,但却看不见凳子,具有表现主义特点。曾经有学者否认汉代有凳子存在,其实凳子在汉画像石上屡见不鲜。此画中的四名生徒,据其坐姿,皆为坐于凳上无疑。
讲经是周秦两汉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也是中国上古时代“教育治国”政治策略的具体表现。
中国上古时代的讲学活动分官学和私学两种。官学又称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秦代即设有博士官。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在长安始设太学。
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这十四家的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汉代太学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或两者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私学,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言。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孔子前后办私学有名的,有晋国的叔向、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卫国的蘧伯玉、楚国的老莱子等。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
两汉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据《东观汉纪》,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初,即“投戈讲学,息马论道”;明帝刘庄亲自制作五行章句,到大学“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两汉从中央到地方,上仿下效,学校教育异常繁荣,教师地位随之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尚。儒生通过学习和“学而优则仕”,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和好学之风深深植入社会民众心中。
汉画“讲经图”反映的正是汉代经学大师“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汉书•董仲舒传》)的生动情景,也是两汉南阳隆师崇教的见证。
《后汉书·李通传》记南阳宛人(今南阳市)李通“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后汉书·高凤传》记南阳叶人(今平顶山市叶县)高凤“少为书生”,“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甚至“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于西唐山中”。《后汉书·宋(宗)均传》记南阳安众人(今南阳邓州)宗均“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为官每到一地,“均为立学校”;“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东汉《玄儒娄先生碑》(《娄寿碑》)记南阳隆人(今南阳唐河)娄寿“童孩多奇,岐嶷有志”;一生“冕绅莘莘,讲习不倦”;“攸于《春秋》,玄嚜有成”。这些是汉时南阳最动人的“读书种子”,不仅涵溶南阳一方沃土,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南阳汉画《讲经图》是一幕可视的汉时博士儒师传道受业、弟子专精诵读的活剧,是珍贵的历史化石,是南阳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的发现
2020年3月,《鲁迅藏汉画珍赏》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4月,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在南阳被发现。南阳市文化局局长白振国,南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原南阳市文物局局长赫玉建与南阳市传拓非遗传承人、南阳汉画像石收藏家方清亮等现场考察,确认为鲁迅藏拓《讲经图》原石无异。
《讲经图》汉画像石现由南阳一位民间汉画像石收藏家收藏。据其所言,此石发现于南阳白河之南庙街一农户旧房宅基,10多年前,无意中发现此石,遂将其收藏保护。2020年4月14日,该收藏家收到笔者的签名赠书,由此发现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竟是自己多年以来的珍藏。
《鲁迅藏汉画珍赏》一书标记鲁迅藏《讲经图》拓本尺寸为 136.3cm× 34.4cm ,其依据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据《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鲁迅藏《讲经图》拓本上有杨廷宾等标注的“南阳城南二十里玉皇庙下庙桥上,共三种”字样。
汉画《讲经图》原石发现地——南阳市宛城区玉皇庙村
藏家所说的庙街即玉皇庙街,与原拓标注“南阳城南二十里玉皇庙下庙桥上”相合。至于原石是如何从“玉皇庙下庙桥上”到了农户宅基,有待进一步了解。而原石最初为汉代哪一座建筑或墓葬构件,则需要考古学家参与深入研究。
经测量,《讲经图》原石尺寸为140cm×32cm×35cm。画面界面长度比《鲁迅藏汉画珍赏》书中的标注长度多出3.7cm。经比对,多出部分系原石最右边界石斑。原石宽度比书中标明尺寸少2.4cm,经比对,发现鲁迅藏拓《讲经图》中儒师左足部位逸出边栏有淡墨迹,而原石边栏外并无造像。笔者与南阳同人反复研究比对,推测1935-1936年杨廷宾、王正朔、王正今等人与拓工制拓时,因原石镶在桥上,不便上纸上墨,遂将拓纸边沿部分掖入石缝。拓工在施墨儒师左足部位时,不经意走包出界。拓本画心的确认,凡有墨处一般皆视为拓迹,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测量鲁迅藏原拓尺寸时,自然会将儒师左足部位溢出边栏的淡墨迹视为画面内容,这应当是原石宽度比鲁迅藏拓少出2.4cm的原因。
此外可以明显看出,原石左下角和右下角均已残损。原石表面水冲痕迹明显,风化严重。但经与鲁迅藏拓比对,可知在1930年代,原石的损泐已经比较严重。总体而言,《讲经图》画像石的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新发现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图片1,方清亮摄影。原石画面界面尺寸为长140cm×宽32cm×厚35cm.
新发现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图2,方清亮摄影
南阳发起“寻找鲁迅藏南阳汉画原石”活动
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的发现,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汉画学会和全国鲁迅研究与汉画研究界的关注,也引起南阳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南阳文化界有关人士倡议,以《鲁迅藏汉画珍赏》出版为契机,发起一场寻找鲁迅藏南阳汉画原石活动。
2014年,借《南阳汉画总录》编纂出版之际,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会同南阳汉画馆,曾经对鲁迅藏南阳汉画原石的保存情况做过统计。据南阳汉画馆牛天伟介绍,已知鲁迅藏南阳汉画原石,有70来方保存在南阳汉画馆。《讲经图》汉画像石发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提示人们,很可能还有更多鲁迅藏拓原石存世,静候人们的发现。
鲁迅藏246种南阳汉画拓本,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8月,经未名社的两个成员台静农和王冶秋牵线,南阳青年杨廷宾、王正朔、王正今等帮助搜集制作的。1935年10月,经南阳人孙文青等多方努力、南阳籍知名人士张嘉谋、董作宾等大力呼吁,在时任河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罗震支持下,南阳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汉画馆,收藏汉画像石118方。鲁迅收藏的一部分南阳汉画拓片,即出自南阳汉画馆。此外,当时的南阳市区、郊区及周边的唐河、方城、邓县、南召、镇平等县,道路、房基、桥涵、庙宇、祠堂、井台、猪圈、牛棚等处,散落汉画像石无数。鲁迅收藏的另外一部分南阳汉画拓本,即由杨廷宾、王正朔等带领拓工四处察访拓成。这些汉画像石一部分陆续由南阳汉画馆收藏,一部分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被砸毁,或埋入公路、铁路、水渠、水库堤坝基础,还有一部分散存于民间。但散存民间的汉画像石,有的已流失离开南阳甚至河南,也不排除流出境外的可能。鲁迅藏南阳汉画《讲经图》原石的发现,尤其显得珍贵难得。
就在本文即将杀青之际,欣闻南阳又发现一方疑似鲁迅藏南阳汉画原石,正待有关部门和专家确认。